权力机构行使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员,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对角应责(diagonal accountability)则是力图让公民直接参与到横向应责的过程中,打破国家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垄断,加强公民社会的监督作用。
而政治应责同特定国家的政治、法律结构和过程有着密切关联,所以,它在本文有着特定的意涵。任何超越该限度而对人民参与现实作用进行普遍性分析的,不管是其愈来愈见成效的论点,还是其基本只是花瓶的论点,都是缺乏统计学数据的。绳索的效应取决于高层、上级的政治应责德性,而不是取决于一个应责体系中人民应有的惩戒和制裁权能。相反,下级对本选区人民的应责,更多地还要仰仗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金振娅、陈海波:《三问金箔入酒》,载《光明日报》2015年2月5日第006版。
[39]参见黄齐超:《金箔能否入酒,需算好三笔账》,载《中国商报》2015年2月6日第P02版。官僚应责(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是建立在上下级之间科层制关系、法律法规以及监督基础上的,可以是内部的上下级监督,也包括外部的法院监督(对此不同论者有不同看法)。[19]因此,可以基本断言:在我国语境下,C链条和D链条是高度重合的,可称之为C+D链条。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地方在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评优创建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首先,公共行政向人民应责,是任何立足于民主理论或原则的政制之中公共行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译正当性)所系,公共行政的地位就是执行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意志。它有人民代表的提问,也有监管者的回应,确实能揭示出存在的问题,也能督促监管者彻底解决问题。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外延更加广泛,除执行或解释立法的规定、宣布或实施政策的文件、对外行政程序规则外,规划、计划、标准和特定活动的批准等,也可纳入其中。
最后,应责是一项有后果的活动,略带夸张地说,应责就意味着惩罚。如果用一句话定义应责的话,那就是:若A有义务向B汇报A过去或未来的行动和决策,提供行动和决策的正当理由,并在出现处理不当时接受惩治,A就是向B应责的。
参见林少华《:日照分析报告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必备材料》,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4期。而此次的意见反馈非常热烈,肯定和否定的观点截然对立。[44]参见朱小兵、林鸿:《一场关乎民生的问答——市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会现场记》,载《台州日报》2012年8月28日第001版。[33]参见[美]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9-168页。
只有将专题询问常态化,将监督制度化,最大限度地激活人大监督权,才能不负民众重托,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才能促使政府官员知道权为民所赋,做到权为民所用。[46] 第四,问题可谓重点突出,巨细兼顾。此即行政规则制定政治应责的必要性所在。《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原卫生部令第73号)第12条规定:根据技术评审结论,卫生部决定对在技术上确有必要性和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准予许可并列入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予以公布。
更何况,问责在现实中的使用,还往往落在惩戒的维度上,以至于论及问责,必想到追究责任,而忽视或轻视了回应性维度。身份应责(personal accountability)是指个人向其所属组织或集体共享的价值、伦理和信念负责,在公共行政中,就是对通行的行政文化及其价值和伦理负责。
[34]参见《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2)第12条、第19-22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2002)第14-15条、第20-23条。金箔酒价格可以让企业获得巨额利润。
该词的更大范围内使用不仅限于惩戒或救济意涵,还包括当事者依据行为规范而应当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即分内之事)。当然,这可能也要归结于我国当下的政制安排,严格的责任追究的率先启动,往往是在C链条、D链条或C+D链条里发生,代议机关罕见主动、积极开启的。但是,仅有这两点,是否足够呢?特别是,如果专题询问的工作计划、启动、具体展开、媒体报道等,都主要寄望于代议机关的主动性,那么,代议机关是否会因为与被代表的人民(选民)之间的联系度较为松弛,而不能真正感受到专题询问不仅是对监管者的压力,也是自身回应人民所需负起的责任?此外,食品安全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外行人的询问是否真的能问到要害处、疑难处、关节点,问出深度,问出压力,[53]是否会形成流于表面、浅尝辄止的问与答?因此,如何让专题询问更具回应人民性和专业性,就需要考虑和设计更多的动力装置。这是首次明确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年度绩效考核内容,从而备受关注。第一,偏向于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或事故之后的追责,而不是事前、事中的应责监督。[57]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风险治理视野下食品安全法治研究(项目号11BFX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中。[56]关于作为集体人格的人民的非理性,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长期饮用金箔酒到底对人体健康有否负面影响,并无准确定论。[38] 反对的观点认为:金不是人体所需要的元素、没有必要添加。
进一步而言,缺少更为具体设置的人民参与规则,很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贴上了民主化标签的辔头,失去真正驯化行政自由裁量的作用,而被质疑为花架子、空架子。[38]参见张卫:《金箔入酒引争议,无益无害影响小》,载《中国食品》2015年第5期。
[17]也有政治应责、官僚应责、身份应责、专业应责、绩效应责和慎议应责的分类。垂直应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是指公民、大众媒体、公民社会对政府官员提出良好绩效的要求。二级指标是在一级指标下进行细分,比较确定的是职能职责和自身建设下的分项,重点工作的二级指标是灵活机动的。[37]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监管者对民意反应的重视。
[9] 因此,尽管广义的责任含有第一性的分内之事和第二性的不利后果之意,但常见的用法指向后者,尤其是在法律话语和沟通体系里。《通告》及《报建指南》从城市形象及市容市貌管理的角度而言也是合理、适当的。
本文将公共行政→人民的应责链条称为B链条。第14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
在食品中少量使用并无危害、是安全的。最后,专题询问还有待常态化、制度化。
首先,专题询问的刚性不足。第五,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皆需应询。(2)召开专门的专题询问启动会。五、结语:政治应责得其所、就其位 行文至此,一个粗略的食品安全监管政治应责的图景,已经在描述和评价中得以铺开,其也初步完成对我国行政监管政治应责的例示。
如此,方可使行政监管的政治应责得其所、就其位,方可使不同特色的应责相互补益、相得益彰。马昊楠:《网络订餐平台情况调查》,载《首都食品与医药》2015年第17期。
[15] 因此,尽管应责在不同论者笔下有着多样的定义,但其毕竟存在最低共识。否定观点则将行政管理相对人排除在外,认定行政责任只是由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承担。
当然,政治应责机制之形成和成熟,需要较长时期的摸索、稳定、变动和发展。在我国的法律话语体系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多定位于惩戒或救济,这一点较为明显,无需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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